东莞：一座“敢性”的城市

接连三个月，我每天都像钓鱼一样在等待一个词，我要拿它来形容我已经居住十年的东莞。这个词必须说服所有的人。可是有一个大问题：能找着这样的词吗？太难。没有在东莞生活过的人，不足以谈东莞；而把身体和精神都陷在这里的，也不可以说东莞。前者肤浅，后者宠溺。
 
评说东莞，不能由着浮躁粗简的心性来，要说服人，最好要经历暂居、长居、定居这种整体的状态，如此说出去的话，大抵才不会见弃于世，与世界为敌。
 
我刚到东莞那年，二零零三年，二十三岁，青春正好，春日里第一次在阳光下撞见小镇上一家拥有十万工人的工厂，光是那一支每日给工厂食堂运送大米果蔬的长长的卡车队，就让我身心震动，自以为一下子懂了什么是世界工厂。
 
及至二十六岁，我突然被委任为东莞日报社执行总编辑，是一次身心大动，我来不及深究自己何德何能，而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和别人共同面对一个话题：让这么年轻甚至是稚嫩的年轻人领衔一张市委机关报的笔政，东莞的领导怎么敢？
 
接下来的五年里，我在中国城市中最受争议的这一处，接触了来自天南地北的寻梦者、淘金者、膜拜者、质疑者、决策者以及各种概念的提出者，见证了这座城市被传奇、被狂想、被歌哭、被诅咒、被误读、甚至是被无奈地伤悼的庞大景象。
 
很多时候我会想，比之东莞所受的委屈，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平平不足道。一座城市的悲伤，可分当下和未来两个层次，一个是现时对外界赋予的口碑的失望，一个是对未来发展空间局限的嗟叹。作为一座素有大志的城市，这两种状态东莞同时在怀，根子里真是悲剧性的。但无论如何，几年之间，我把这座日夜沸腾的城住成了家，把一个临时的住址拥抱成了永久的家园。
 
二零一一年，我调到昆明工作，但把家留在了东莞。这两三年时间，我每周来往于这两座城市以及很多城市间，退到了一个更加纯粹的位置上看东莞，虽还做不到不动感情、不表立场，但视野毕竟扩大了些，可要细说东莞，仍然担心用词轻率滑稽，生怕一下子会错了意，东莞就溜出我的心里了。
 
这些年，有许许多多定义东莞的言辞，要么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要么狂妄严厉、简单粗暴，凡此种种，嘴上的风暴，符号化、妖魔化的痕迹太过强烈，而且个个说得凿凿有据，真真热闹。
 
这些定义，是所谓“高举旗帜”：
 
描写珠三角城市群崛起时，东莞被指摘为除了钱什么都缺的傻瓜暴发户；点评区域经济模式时，被轻蔑为借腹生子的轻浮掮客；审视城市竞争力时，被断定为彻头彻尾的文化沙漠；言及中国农民工时，被演绎成当世最为悲情的城市之一；解构城市建设时，被批判为城不城村不村的怪咖城市；攀比财富时，被认定为富可敌省并拥有最多隐形富豪的中国城市之一；检视中国发展路径时，被划归为层次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地标；而要宣誓中国发展活力之时，又必须当仁不让地显示“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的魅力。
 
不夸张地说，东莞俨然成了城市标签的批发市场——这里头还悬挂着一副最为声名显赫的声色皮囊，上书“中国性都”。不管真假，人们一提东莞，谈论这一节，从来都是采用最高的调门。
 
所有的这些说法，另类、有力、粗烈，每天见诸媒体和舆论场，对与错、黑和白、真和假，观众只能自己猜度，而对于东莞而言，万箭穿心的感觉，应是早已习惯。
 
今时今日，这座城市每天绽放的精彩和活力，依然伴随着不断纠缠并引动全国视听的焦点事件，冀中星首都机场引爆炸药而引发的治安悬疑、虎门原镇委书记吴湛辉贪腐1.7亿掀起的官场震荡，产业工人大逃离延伸开来的城市空心化之谶言，诸如此类，都让这座城市继续充满了不可解的争议和症结。
 
这也正是我三个月来苦觅一词说东莞的难处。所幸，我终于等来一个词。
 
这个词叫作——“敢性”。
 
“神”“魔”共存
 
不知道是不是宿命，在大多数人眼中，东莞是一个代表着“极端”的地标空间。
 
它最为出名的标签除了名震天下的“世界工厂”，还被认为是失意民工、洗脚上田的富豪、潦倒文人、五湖性工作者与四海嫖客的窝聚地。
 
“东莞塞车、世界缺货”的传奇之名和“血汗工厂、冰冷城市”的狼藉声名密致交叠，蕴含着一座城市神性的一面，也述说着魔性的另一面。
 
人们对东莞的负面痒处格外敏感。华裔自由记者张彤禾在厂区呆了一年，以为找到了东莞的根本，她在风靡一时的《打工女孩》一书中写下了这样的断语：这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没有记忆，没有过去，这里集中了中国最极端的一切，无情、冰冷、坚硬、压力巨大、杂乱无章，又充满了生机。如果你能受得了这里，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
 
在这里，一切都可能受到怀疑，唯独东莞的富足不被人争议。
 
东城有个老板，人说他起码有60亿资产，他连忙推却说道，哪有60亿？顶多40亿。论低调内敛，东莞本地人在广东是第一等的，这四十亿的报数，风范可嘉。
 
稍微高调一点的土豪，偶尔也做出驾乘私人飞机去海边吃鱼鲜的举动；常平镇上甚至有个私企老板，因驾驶私人飞机追贼而名声大噪。
 
我过去的一位领导跟我讲过，他在长安镇有个扶贫对象，初见时，问家庭年收入多少，答说八万！这是什么情况，这可是十年前的事呢；我也见过东莞一些主妇，闲在家实在无聊，于是开着豪车到工厂打工，每月赚钱不到两千，其中一部分还会拿出来买零食跟工友们分享，悠然自得，不加修饰，乐此不疲——东莞藏富于民、富可敌省由此可见一斑。
 
的确，在财富积累和经济崛起方面，在全中国的地级市里，东莞是个高音独唱。这里好多小镇的用电量，一个镇就顶得上某些省一年的消耗，其GDP也足够骇人，一镇胜过诸多地级市；有至少三个镇，每地坐拥三家五星级大酒店，这种级别的酒店，全市三十来家，总量仅次于北京上海；CBA篮球联赛中，唯独东莞一城握有两支球队，实在让球迷好生欣羡。
 
种种现象表明，东莞从某种程度上担当了中国城市模式中最独特的一环，成为最不可替代的一员。要说独特，连行政建制都是罕见的，它是中国三座市直辖镇的地级市之一。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敢为人先，特立独行，水土是旧有的，手段是新式的，姿态是昂扬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大成者，更是先验者。
 
东莞是不好惹的。《纽约时报》一反围观“中国威胁论”的常态，前几年出来这样打圆场：东莞你可能从未听过，但正是它的1000万人口在填充你的衣柜。别的不提，在美国销售的运动鞋中，有40％来自东莞；仅东莞的一个镇——大朗——就已成为世界毛织之都。大朗每年生产3亿多件毛针织品，其中2亿出口至美国。
 
除了大朗的毛织，还有虎门的服装、厚街的家具、石碣的电子、长安的模具……任何一个镇的支柱产业都能雄霸天下。单是一个石碣镇，它生产的电子零配件，有八种产量世界排名第一。
 
我把东莞的这些景象归结于城市根性生发的结果。城市和人，很多时候是一样的，性格决定命运。我敬重东莞的精神血统，一是性敢豪迈，二是厚德务实。东莞的敢性是独有的，果断、率真、刚烈、大大方方、充满战斗精神，带着浪漫主义的气息。
 
这座城市近三十年的繁荣不退，正是先觉、先试、先成的敢性力量撑起来的。
 
“非禁即入”
 
深究下去会发现，自古而今，东莞每一时期里的这种特点，气象都大。
 
东莞，性敢，但不莽撞，眼见敏感，脑袋好使，懂分寸，透着南方人的精明劲儿。它踩着每个时代的鼓点，调整修善战略，步步为营，这点，外人是很难学到的。
 
改革开放前，东莞穷得叮当烂响，东莞人大量往香港逃，求生、求财、求变。一个长安镇，1978年就跑掉4000多名青壮年，能跑的都跑了。这种努力，一不为国家，二不为城市，百分之百地为自己。不安于宿命，东莞敢于冒险。现在的香港人，十人中就有一人为东莞籍，每一百个就有一个是虎门籍贯人。
 
说到虎门，这块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之地，这一年开启了另一种奋斗故事。1978年盛夏，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落户解放路，这家厂子无资金、无管理经验、无外销渠道，身上空空如也，但它懂得和外企合作，肯为人代工，敢借船出海，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在随后的岁月里，太平手袋厂更像是一团酵母，催化了数万家加工贸易企业，后农耕时代的东莞由此完成了最为重要的原始积累，世界工厂才渐成格局。不囿于传统，东莞敢于创造。
 
对于这点，我感受颇深，“非禁即入”一直都是东莞人的行事风格，也可视作这里的文化基因之一。要以此说东莞是国内第一等聪明的城市也无不可，前三十年的东莞，政府在很多层面一直与民间保持着某种心照不宣的关系，看似无为而治，却无为得光辉灿烂，无为出了无数大有可为的大业。
 
如果不做道德批评，东莞色情业的一度繁荣无疑也是这种心照不宣的产物。这几年东莞高调扫黄，这项产业早已彻底坍塌，当地大快人心的有之，反对的本地人也不少，在后者看来，莞字甚奇，没有了花草之头，莞就成了“完”字，这些人笃信“繁荣娼盛”的辩证关系，并不认为此业的兴荣就是所谓城市世风日下了。
 
如今的“中国性都”，有名无实，它曾经是东莞城市形象的一个死穴，就算伤口愈合了，也永是一道触目惊心的疤。去年有香港三级片导演要以此为蓝本拍摄色情片《东莞森林》，后经与东莞人沟通，片子终于改名为《一路向西》。如今再说中国性都，东莞是冤枉的。
 
东莞是座偏男性的城市，它有许多未发育成熟的地方，理所当然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但说它没有记忆、没有过去，实在说不去过。
 
在千年的城史中，东莞素来具有强大的人文气场和历史底蕴。只不过这方面的抒怀，不像在工业经济上的宣示那么狂热。若论及人才辈出、文脉延续、历史积淀的层次，就算是放在全国同一类型城市的坐标系里比照，东莞也算出挑，它今生是世界制造业基地，前世是文川武乡。虎门硝烟大事件以外，它还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是袁崇焕、陈伯陶、王宠惠、蒋光鼐、张荫麟、容庚、刘纪文、陈镜开等一长串彪炳史册的名字，是鱼米飘香、满街粤韵的古风。
 
说到文武兼备这一点，一个袁崇焕就够了。
 
东莞人袁崇焕是明朝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最著名的抗清将领。他驻防辽东之时，炮轰努尔哈赤，阻清军驰骋中原，惹得满洲八旗大怒，后被清军利用反间计致死。崇祯误认袁崇焕为里通大敌的奸臣，将袁凌迟，而后不明就里的京城人愤起争食其肉，袁公死得惨烈，国人恨得惨烈。后来真相大白，上上下下又是一番惊心动魄。
 
著名清史研究专家阎崇年先生研究袁崇焕几十年，给这位东莞人写下“大仁、大智、大勇、大廉”的判语，言其品性凸显一个“敢”字——敢走险路、敢当责任、敢犯上司、敢违圣颜——这种敢性的气慨，与这位忠烈大将军的故土民风互为表证，灼灼其华数百年，而今又开新局面。
 
所以说东莞，它的敢性是有血脉传承的，不光是勇气，还有了不起的关怀。光有勇气，坚持不了数百年，敢性的背后，是智慧、仁慈和忠义，甚而有些许悲壮之美。
 
“尼采”之心
 
五年前，我曾和“广东四小虎”概念的提出者王志纲先生探讨过东莞，那次对话成了一篇万字长文，题目是《东莞代表中国 好坏都是文章》，大热，题目被认为是透辟；他有一个“东莞是全球化下的中国巨婴”的论断，也广为流传。
 
我以为，在十年内，东莞依然会是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城市之一，进一步妖魔化、污名化、符号化这座城市的热潮更加汹涌，也极有可能。
 
现如今我听到评论东莞的声音，一半是在哀叹社会不公，一半是在批判世相坚硬。在滔滔言语中，方方面面劣迹斑斑。
 
这里气象万千的GDP、CBD、大剧院、文化广场、别墅区和全国一流的路网以及福利保障系统等并不能万众瞩目，千夫所指的是治安、污染、色情、民工荒，批评无边界，诅骂无禁忌，都在吊诡地、侧面地、持续地显示这座城市多元、开放、纷繁的现实。
 
东莞：“全球化下的中国巨婴”
 
更有意思的是，贬斥东莞的人士，许多是没有来过东莞或者从未接触过东莞的——这个奇怪的现象可作思考题，东莞为何成了人们本能反抗的城市题材？
 
我的第一个答案是：中国的制造业，东莞开了一扇门，此后，门里涌出种种乱相，人们要东莞负责。按照旧式的讲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千千万万的外来人，和东莞一起创造了财富和辉煌，而今东莞疑似独善其身，岂能不落下怨恨？
 
我的第二个答案是：这三十年，东莞重建了一切，但本钱不足。中国能出现如今的东莞，无疑是个奇迹，它不像当年深圳有国家支持，而是纯靠一己之力野长蛮成，天性勇猛，但修养还需经年，如何能以一夕之功做到尽善尽美，在中国这样的泛政治国家里，一个只有地级市建制的弹丸之地，要承担超过1000万人口的责任和义务，虽非完全不可解，但依照当下的情状，担子太重了。可大众不这样看，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标准对东莞重新估价，标准不同，岂能不种下恨结？
 
我的第三个答案是：东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本之一，在发展中也确有残酷的现实，批判者尤其是忧患意识强的原住民本身也在忧心和面对，批判是理所应当，也是在所难免的。但在批评的声浪中，东莞深远的文脉被忽略、人性的光芒被遮蔽，残酷的面相被夸大，三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岂能不人云亦云？
 
这些既是答案，也是悖论，我甚至怀疑这些悖论是永恒的，但悖论不妨碍形成大格局。
 
回到“敢性”一说，东莞可说是中国城市中的尼采，它预言“超人”降生——世界工厂果不其然就建在了家门口，它就是这样，说得出、做得到；它以类似于宣布“上帝死了”般的勇敢嬗变成了一个创造型的破坏者——如查阅东莞在国内外诸多领域上的作为，定会被它的敢性敢当、大破大立骇住，只是在出名出头这事上，它又成了只做不说的保守主义者；它崇尚骨子里一种不能忽视的权力意志——曾经有一度，东莞要提拔党政干部，有一个不成文的“两本”规矩：既要本地人，还得是本科，否则难以平步青云。
 
但要以此说东莞排外又不对，这只是个间歇的现象，倘若一直这样弄巧，势必成拙，东莞也就不可能出现上千万人口的城市景象了。
 
人城殊途
 
东莞人比东莞的城幸运，见过咒这座城的人，少见骂东莞人的人。我向来不主张把人和城割裂开来，可是，在声名上，在东莞，城是城，人是人，这又是中国独一份的现象。
 
东莞不是一座心灵城市，更像是心灵激荡的城市，但东莞人，我指的是180多万的本地人，却是属于心灵上的族群。
 
东莞人质朴而热烈、抱团又包容、敢爱且敢恨，这样的性格，在每个时代都是最为可贵的。
 
他们也自爱，但不会像有些地方的族群，把外来人口原罪化，更不会刻意追求小聪明、小心眼的本土纯洁化。从这点看，东莞人除了性敢，还性温，通达人情。
 
东莞人的敢性表现在，对事业、对财富、对未来，心向是外倾的，直截了当又克制圆融，一旦功成，他们的心又是内倾的，怕羞、不张扬、闷声，自愉自悦。这看似是分裂性人格，其实是一种又对立又统一的丰富性情，鲜活又率性，由不得你不喜欢。
 
在东莞，是决然听不到官民拆毁文物或辱骂祖宗之事的，但凡有点思古价值的物事，东莞人都会马上宝贝起来，小心翼翼、郑重其事，看得那些来自文物荟萃之地的人莫名其妙，还以为是东莞文化自卑感太甚。说到东莞人的文化自卑，我没深究过，但我以为多多少少是有一些的，经年被人说是深陷文化沙漠里，对优雅和文明是会多一些饥渴。
 
我向来看不惯一些富庶之地的土豪心态。这十年来去了国内几乎所有的经济重镇，见过不少暴发起来的人，这些人寻思自己小学都没毕业，却赚了万贯家财，读书何用，心甘情愿地把子女的教育荒废了。这个时代，可能真的如一些人所说，读书没传统意义上那么管用了，但不读书更是没用。莞人自爱，极其重教，我认为这一脉的人文发动，自明清已有，现如今，这座城市的高考升学率，年年为粤第一。窃以为，有了这一点，东莞的未来就是不愁。
 
东莞人爱乡之情切，有时候爱到我忍俊不禁。东莞人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地方排名如下——美国、香港，接下来就一定是东莞了——走了万里路，还是东莞好。
 
这些年，东莞作为第二故乡凿在我的心里，既是了不起的成长寓言，也是我心肠纠结的所在。
 
我担心它因为司空见惯的繁丽，磨钝了朴素的初心。现在像东莞这样富足的城，江、浙、闽一带似乎不少，有些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东莞贫富差距不小，近几年集体经济下滑、农民土地被征又缺乏高级一点的谋生方式，许多人除了先前那点原始的积累，过往的优越正在慢慢消逝。
 
我焦虑它因为众星捧月的光环，伤害了纯粹的敢性。想起来，本世纪的前五年，真是东莞资源、人才、梦想的嘉年华，那是动人心魄的金子般的岁月，可惜，因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东莞近年来人才流失严重，而且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成为一座伟大的城市，勿忘人才是第一财富这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
 
我不安它因为转型升级的需要，走丢了独具的魂魄。有关“东莞制造”和“东莞创造”的论争已经好多年，争论是好的，但别迷思，别把东莞制造业的根争论没了，其实，把制造业做到世界的极致，就是很好的东莞创造；再据我观察，东莞官场里过去那种奋发飞扬、抱朴守拙的理想气息也渐渐消逝了，幸好，民间的淳朴灵动还在。
 
南边的深港，繁华依旧；北面的广州，迅猛发展；那些被视为东莞追兵的省外兄弟城市像是夏天的新鲜叶菜疯狂地生长；西部大开发，中部在崛起，一座座城市上演连城诀，东莞，接下来怎么办?
 
我以为东莞要沉得住气，自自然然地发展。太刻意的演进，总让人忐忑。
 
像东莞这种体量的城市，如今是不许人再拿来做跨越式发展用了。东莞的发展，最好是自然的，从此变得更自然了，这才是另一种充满敢性的发展。

来源：《中国周刊》

作者：周智琛（原《东莞时报》执行总编）